時間：2023-03-30 11: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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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洮兒河、歸流河流域旱澇災害幾乎年年都有發生，但旱災面積大，程度重。干旱是當地的首要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嚴重。連續多年的干旱，使地下水位下降，河流斷流，洮兒河、歸流河流域濕地因為補水資源不足而逐漸退化，有些地區濕地甚至消失。
1.2盲目開墾和改造上世紀60年代以來，農業灌溉和水庫攔蓄水量的不斷增加，使下游水量銳減甚至斷流，導致一些沼澤、湖泊面積減小。同時，受傳統生產觀念的影響，很多人不顧實際生產需求盲目擴大耕地面積，圍湖造田，嚴重破壞了濕地的生態環境系統，導致濕地生態失衡，自然災害頻發。
1.3過度放牧近年來，依賴天然草地資源自由放牧獲得畜產品的落后生產方式仍占主導地位，牧民人為侵占、亂占濕地，盲目開發、過度放牧的現象十分嚴重，草地資源長期處于無法恢復狀態，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了草地生態環境的惡化。據興安盟2011年天然草原生產力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天然草原牧草總產量為110492.92萬公斤；天然草原暖季載畜量為151.36萬個綿羊單位牲畜，實際載畜量為400.42萬個綿羊單位牲畜，超載249.06萬個綿羊單位牲畜。
1.4河道挖砂嚴重洮兒河流域河道被挖得千瘡百孔，這樣濫采濫挖砂石，不僅河勢被改變，河床被破壞，加快了湖底的“沙漠化”，還毀壞了洮兒河流域的生態環境，給洮兒河流域防汛造成了極大的隱患，給人民群眾的生產帶來不應有的困難。1998年的大水，洮兒河流域特大洪澇災害的發生，這些現象的產生與洮兒河流域自然環境的破壞有著直接關系，非法過度采集河道砂石就是一個重要原因。
2洮兒河、歸流河兩河流域濕地生態環境監測指標探討
從氣象、降水條件看，環渤海地區位于半干旱暖溫帶，年降雨量為500～700mm，地面蒸發量為1500～2000mm，蒸發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現春旱、夏澇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災害，土壤具有明顯的季節性積鹽和脫鹽的交替過程。從水文、地質條件看，黃河、海河和遼河等16條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環渤海地區，因而該區域地勢多以濱海平原三角洲為主，海拔高程－1～10m之間。土壤受海洋侵蝕現象較重，土壤鹽分呈現從內陸向海濱逐漸增強的規律。從土壤、植被類型看，環渤海地區屬于濕潤－半濕潤海水浸漬鹽漬區，鹽漬過程先于成土過程，是在鹽漬淤泥的基礎上逐漸成陸發育而成。此外，土壤鹽分組成也具有地區差異。在黃河三角洲，土壤以鹽土為主，鹽分組成主要以Cl－和Na+為主，鹽含量為6～30g/kg，鹽土占土壤總面積的50%以上;而在遼河下游濱海三角洲的鹽漬土中則出現了少量SO42－［2］。黃河三角洲和遼河三角洲濱海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區，植物種類較少，主要以濕生、水生和鹽生植物為建群種形成的群落在該區占據主要地位［6－8］。常見的植物群落類型主要有蘆葦(Phragmitescommunis)群落、鹽地堿蓬(Suaedasalsa)群落、檉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總體來看，由河流沖積形成的三角洲地區土壤的成土歷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養分少，但土壤含鹽量高，地表蒸發快，極易鹽堿化，生態系統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該地區人類活動頻繁，對生態系統的擾動較大，因而，環渤海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區。
2環渤海油田區開發歷史
目前，環渤海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石油生產、加工基地，勝利、遼河和大港油田的開采時間均超過50年，最年輕的冀東油田開采年限也已達20年。以勝利油田為例，自1961年發現以來，目前擁有油井2萬余口，已累計生產原油8億余噸，主要工作面積達4．4萬平方公里。勝利油田在1987年產量突破3000萬噸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產量仍然保持在2500萬噸以上。冀東油田開發最晚，最初原油產量每年僅有18萬噸，而今年產量已達213萬噸，累計探明儲量17662萬噸，該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開采期，預計5～10年即可達到千萬噸油田的生產規模。石油的勘探與開發涉及面廣、涉及點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設過程中，主要涉及到鉆井、勘探、管線埋設以及道路建設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問題。每口油井的井臺占用的土地面積約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較為分散，油井間以作業路面相連接，油田長期勘探、開發后的結果就是導致原本脆弱的環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業區污染物累積量逐年加大，環境自凈能力越來越弱，生態風險越來越高。
3油田開發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3．1油田開發對大氣的影響
濱海油田區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驅原油的開采方式。在鍋爐加熱和采油運輸過程中產生大量廢氣，然而針對油田伴生氣體處理的工藝設備配備不完善，技術工藝不成熟，無法實現對排出氣體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氣體中，總烴含量最大，大約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總烴(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這類物質易與油田的另一類特征污染物NOx發生化學反應，形成光化學煙霧，而光化學煙霧也是近年來霧霾的來源之一。據統計，勝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標準值的2．6倍，遼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標準值的2．8倍。
3．2油田開發對地表植被的影響
在油田開發過程中，從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場采油，到后期的鋪設管道以及儲運集輸，油田井場及周邊的植被受到了極嚴重的破壞。長期高強度、無節制和大面積的石油開采造成了土地鹽堿化沙化、草場退化、濕地退化以及水質污染等眾多生態問題。勝利油田附近的草場面積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開發區域，被石油破壞的植被達到了7萬多畝。植被大大減少的同時又伴隨著植物生產能力降低，生態系統植物多樣性減少，由于食物鏈底端的生產者減少，導致生態系統的總生物量減少，進而造成環境功能的衰退。而環渤海油田區處于生態脆弱區，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差。生態系統結構不穩定，對環境變化比較敏感，自我修復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態破壞。
3．3油田開發對土壤環境的影響
土壤是油田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眾多污染物的主要歸宿地。隨著開發時間的延長，土壤中污染物總量不斷累積。落地原油、泥漿和油砂等進入土壤后，會改變土壤的理化性質，土壤有機質組成發生變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對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區系結構產生顯著影響。據調查，勝利油田年均產生油泥在1×105噸以上，有些區塊土壤中石油含量達到了105．7g/kg，是臨界值(0．2g/kg)的528倍，對土壤生態系統產生嚴重影響。遼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狀況。
3．4油田開發對水體環境的影響
在油田生產過程中，井場作業、井管破裂和輸油管線穿孔均會造成原油泄漏進入水體。目前，環渤海地區的油田大部分已進入開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綜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類物質及采油過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劑、破乳劑等高分子采油助劑，其有機成分包括烷烴、芳烴、酚、酮、酯、酸、鹵代烴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廢水目前主要通過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決。油田開采對自然水體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類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礙水氣交換，破壞了水體的溶氧過程，進而影響水質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經長期累積和滲漏將進入地下水，導致地下水質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會通過土壤或注水井漏層(或套管破裂)滲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層位淺，使注入水進入地下水，將使地下水利用價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現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氣體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氣體污染物在油井井場、原油接轉站、聯合站、注水站和油田開發輔助工程及運輸過程中均有產生［14］。這類氣體污染物的控制幾乎涉及到油田生產的各個環節。然而，環渤海地區的油田多為老油田，設備較為陳舊，許多需密閉的流程仍為開放式生產，輕質烴揮發嚴重。例如，聯合站接收來自前線集輸站來油后，須經脫水、凈化和加溫處理，這個過程中會揮發出大量輕質油氣，如不加裝油氣回收裝置，這類氣體污染物將直接進入大氣環境中。此外，在原油煉制環節，每年會產生數千噸的火炬氣，主要成分為C2H6、C2H4和H2S等，這類氣體熱值較低，回收利用率僅有10%左右，煉廠一般是將其排放至火炬燃燒［25］。這種處置方式仍然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既不經濟，也不環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復是近年來環境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從技術類型上可以分為物理修復、化學修復和生物修復技術。常用的物理、化學技術包括濃縮干化法、固液分離法、萃取分離法、電動力學修復法、熱處理和熱解吸技術以及化學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學技術對治理高濃度的石油污染技術優勢明顯，但若用于中低濃度石油污染土壤則成本太高，還會造成二次污染的問題;生物修復的成本低、無二次污染，在處理低濃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顯優勢，不足之處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較低。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各類土壤修復技術的推廣并不順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較為分散、濃度不均，通過挖掘、運輸對污染物集中處置成本過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處置的方式。原位處理的首選技術是生物修復技術，而環渤海地區的油田土壤多為鹽堿化土壤，鹽堿對生物技術的使用效果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壓堿、土質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鹽堿帶來的影響。當前，這類技術仍以研究為主，國家尚未出臺油田污染土壤強制修復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數濱海油田已進入中后期開采階段，多采用水驅來實現大規模生產，油田化學品的應用非常廣泛。采出油綜合含水率不斷提高，污水產出量不斷增加，已超過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區塊地層滲透率低，對注水水質要求很嚴，處理后的采油廢水達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鮮水;還有的地區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處理后很難達到鍋爐水質標準。所以，相當一部分采油廢水必須要排放到環境中，而且必須達到國家排放標準，油田企業的污水處理壓力巨大。國內油田對含油污水處理的傳統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氣浮和過濾等常規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滿足注水指標的條件。外排水還需經過深度處理才能排放，大多數油田外排廢水采用生化處理為主。這類技術可分為兩類，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與利用厭氧微生物作用的厭氧法。但由于重組分的難降解性，更應該采用組合工藝。
4．4固體廢棄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來源包括接轉站、聯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處理設施、輕烴加工廠和天然氣凈化裝置等清除出來的油砂、油泥，鉆井、作業、管線穿孔而產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據油泥來源對其進行不同處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進入物化處理裝置回收原油，處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產;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進入熱電廠焚燒發電;對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發池，進行自然蒸發，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場堆放。以勝利油田為例，每年通過各種途徑產生的油泥砂數量大約11萬噸，而目前通過各種方式處理的油泥砂的量僅占50%左右。
5我國濱海油田區環境綜合治理對策
5．1大力推行清潔生產
原油勘探開發、油氣集輸和煉油等作業過程不可避免會對環境產生影響。通過改進生產工藝，降低生產過程中各類污染物的產生及排放量，從源頭抓起，能夠減輕末端治理的壓力、。清潔生產著眼于污染預防，通過不斷地改善管理和技術水平，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污染排放，將污染整體預防戰略持續地應用于生產全過程。新的形勢要求油田企業在加大環保投入的同時，轉變觀念，致力推行清潔生產，促進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潔生產模式已成為當前油田企業節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佳途徑。
5．2實施嚴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國現行的石油開采、加工技術和生產模式，尚無法實現生產過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現階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場作業區的污染問題仍是亟待解決的環境問題。必須實行嚴格的末端治理措施，從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違法成本，加大對責任人和直接領導的處罰;對污染物處理實行政府計量補貼措施，提高油田企業治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推行污染物資源化利用新技術和分類集中處理模式，實現污染物的資源化和無害化處理。
5．3加強植被恢復和生態建設
油田開發過程中對植被的破壞是非常大的。如20世紀80年代開發建設的孤東油田，是在潮上帶濕地上圍海建壩開辟出的68km2采油區，在開發初期打井、修路，動用了1．2×104m3土方，但開發后未進行綠化，致使地表。在油田生產進入穩產階段后，通過種植紫穗槐、檉柳等對道路兩旁進行綠化，人工綠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復，綠化覆蓋率已達到30%～50%，生態環境有所改善［34］。因此應當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復和綠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間內種植草坪和樹木，不僅可以美化環境，而且還可保護土壤結構。生態恢復工程的實施有助于緩解油田開發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嚴重損害，強化生態系統的自身調節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劃定生態紅線，制定生態脆弱區保護規范
1推行雙語的必要性
一方面，在我國這樣包含很多民族的國家中，所有少數民族的獨有語言都是客觀現實，是民族歷史長期發展形成的，是構成少數民族特征的重要標志。各少數民族群體十分熱愛自己的母語，都有維護自己母語、捍衛母語使用權利的與生俱來的感情。盡管有的民族人口極少，其母語的功能嚴重受限，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正處于瀕危或走向衰亡的邊緣，但這些少數民族群體依然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語言從此走向衰亡，這是一種固有的內在的語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里，少數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語外，還兼用國家通用語———漢語普通話。少數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語，就無法與外族溝通交流，無法參與經濟建設，民族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正因為如此，目前各少數民族群體都有著學習和使用漢語的自覺的普遍要求，而且這種要求的呼聲越來越高。結合以上兩方面的客觀事實可以看出，在我國推行雙語是有著客觀依據的，是有助于民族團結發展，適應民族全體成員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推行雙語的優越性
無數事實與人類語言技能分析證明，雙語是適應人類自然天性與社會需求的一種現象。人類大腦的自然天性讓人可以同時具備很多種語言的學習與使用能力。從古代開始，人們就為了拓寬交際領域，在多民族多語言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發揮著這個天生的能力。在當今科學技術的推動之下，差異化文化與語言之間的碰撞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廣泛且深入，全球化發展進程也持續加快。在這種發展形勢之下，地域通用性語言在國際交流中發揮著更強大的作用，這讓雙語技能在人類交流活動中日益重要，獲取雙語技能已然成了發展與進步的必經之路，是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語言使用的未來發展方向。多掌握一種語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廣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就能擴大交流的范圍，就能更加便利地學到新知識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說的，語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著朋友越多，就意味著藝術與貿易越多，就意味著人的價值就會提升很多。法國有句格言說的好，懂得兩種語言的人相當于兩個人。雖然越來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國際通用語、地區或國家通用語，但并不意味著他們要放棄自己的母語。在通過通用語投入到經濟發展、文化交融的時展洪流中的同時，還需要保護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語言文化，保存歷史積淀形成的經驗與記憶，構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識框架。本族語是少數民族族群整體和個體的寶貴財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絕不應該丟棄和遺忘的瑰寶。如果本族語消亡，那么它所承載的傳統知識、文化、習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東西都一去不復返，這將會是人類付出的慘重代價。因此，推行雙語是既能夠開闊眼界、吸納先進科技進而尋求共同發展，也可以維持并繼承民族特色的傳統語言文化的兩全之策。
3推行雙語的重要性
語言和語言的區別并不在于構造系統方面，所有語言都是能夠適應社會現實的獨立系統。當然，不同語言之間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區分的，同時每種語言的政治地位與官方維護力度也有所不同。作為通用語的漢語文在中國是應用性最強、最利于提高發展潛力的語言，各民族群體之間的溝通交流、現代化進程中新知識新信息的獲取、經濟建設的參與和投入等無一例外都離不開漢語這一通用語。因此，少數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語的同時加強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符合現實需要的。首先，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提升國家認同感、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表現。在我國當代社會生活中，漢語文已成了我國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傳媒領域、服務領域、信息領域的唯一指定標準。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的訴求或希望持續提升，他們習得漢語的同時也將漢語使用推入了更加規范、更加標準的地位，是強化對國家通用語言的認同的過程，是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體現（周珊，2012：131-132）。其次，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是少數民族群體參加國家建設的重要途徑。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具有維持族群傳統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會功能，但是一旦少數民族成員成為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時，就必然會選擇國家通用語。再次，國家通用語是少數民族群體學習現代科學技術、進行現代信息交換的重要工具。我國頒布的通用語言文字法要求，出版書籍、學校、傳媒方式、信息產品等都應當使用通用的語言文字。所以，少數民族成員唯有學習并掌握通用語言才可以獲得大量社會資源，進而學習掌握現代科技，更快地進行現代信息交換。最后，國家通用語是各民族之間溝通和交往的紐帶。國家通用語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聯絡紐帶，也是現代社會中協調人際行為的重要手段。然而，對于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犧牲本族語為代價的。雙語和本族語言的保留并非處于對立狀態，它并不是讓本族語言逐步走向衰弱的決定性影響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會尤其是多數人群體中普及和增強雙語觀念，提高他們對雙語現象的正確認識，這對少數民族群體在雙語狀態下維護和留存本族語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多數人群體的語言觀念與瀕危語言的生態環境有著微妙的關系：經歷了很長時間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數成員的族群，已然習慣了其他族群成員學習其語言但他們并不用接觸其他族群的語言這種思維，因而他們常常無意識間忽略了雙語能力的培養，進而影響其對其它民族語言文化的理解與接受，同時他們也不會在乎其它民族語言的消亡問題，無法體會語言族群處在強勢語言包圍中的弱勢遭遇，甚至部分強勢語言族群還會以言語增強弱勢語言族群的語言壓力。相反，若是雙語現象能夠成為一種更加普遍的現象，那么少數成員的族群就不會輕易在語言選擇上被迫丟棄自己本族的語言；同時，若是語言文化占據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員可以掌握現代化水平較低的少數成員的族群的語言，讓語言達到一個平衡發展的狀態，所有語言都能經常在各個場合中使用，那么語言就不會輕易陷入瀕危的境地。
二推行雙語要樹立的正確觀念
和諧發展基于我國少數民族兼用母語和漢語這個客觀存在的現實基礎，戴慶廈（2013）提出解決國內少數民族雙語問題的絕佳方式是共同發展，也就是不僅要大力維護其本族語言的延續，同時也要給他們提供更加廣泛的機會接觸漢語這種通用語言，一定要讓其本族語言與通用語在社會交際過程中形成互補，共同繁榮。具體來說就是要樹立科學的雙語理念，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活力和語言功能的變化以及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和諧關系。
1堅持科學的雙語理念
雙語理念是對待民族語與通用語的基礎性觀點與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語言理念的關鍵成分。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統一國家，雙語現象在我國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確認識少數民族的雙語問題，形成正確的雙語理念對發展少數民族、促進多民族團結、推動國家穩步發展十分關鍵。正確的雙語理念的核心內容是始終遵循雙語之間的平等。各少數民族語言，不管使用成員數目與使用功能怎樣，都應當具備和普通話相同的語言地位，都應當受到足夠的語言尊重。我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成員較少、使用領域較小，就忽略其存在價值，任由其逐漸消亡，就會威脅到我國的語言生態環境。至于通用語，少數民族已理解和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應該充分尊重他們學習通用語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語言只是當成漢語學習的輔助手段，雖然很多時候，進行漢語教學都將少數民族語言視為輔工具，但這并不是保護少數民族母語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護少數民族語言還有傳承少數民族文化、滿足少數民族的感情需求和發展少數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2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生機與語言使用功能的改變
語言生機是動態化成長過程，所有語言使用領域與功能都在持續改變著。在同一個社會里的不同語言由于客觀存在的差異，在語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圍等方面必然會出現相互排斥和競爭的局面。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入的當今時代，在這樣的競爭當中，那些使用人口較少、使用范圍受限的弱勢語言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隨之而來的是語言功能不斷衰退，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瀕危和消亡的邊緣。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面臨的一個客觀事實。但這個客觀事實并不意味著人們對此束手無策，更不代表著可以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數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語為日常交際工具，并且他們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有著割舍不斷的情懷。少數民族母語既是本民族的標志性特征，同時也是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發展的必然性輔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數民族語言自然消亡，而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和搶救它們，應該幫助少數民族群體使用和發展自己的母語。
3科學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關系
所有語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圍的使用領域。各語言之間使用功能必然會有強弱的區別，使用領域的大小也不盡相同，然而任何語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語言難以取代的。少數民族母語和通用語各自具備不同的作用與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領域與范圍內，能夠發揮其本身的優勢。少數民族母語在族群成員家庭或成員內部，能夠傳遞獨特的情感，發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獨有標志；在部分傳統領域內，例如民間藝術、地方文化、傳統儀式等，族群語言的使用包含豐富且獨特的語言內涵和歷史傳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記載的族群語言，口語中的很多內容都是其族群歷史文化的寶貴財富；族群語言的留存讓那些適應自然環境的生產與生活經驗順利傳承下來，特有的文化歷史與傳統特征也能夠繼續弘揚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語言無法替代的。在當今經濟迅速發展，文化廣泛交融，社會不斷開放的進程中，通用語言能夠讓少數民族族群拓寬視線，強化和外界的交流溝通，便于吸納先進科技，從而為其提供更廣闊的發展途徑，這也是任何一種其他語言無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母語與通用語是功能互補、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關系。
三結束語
1.1海域總體污染加劇歷史調查資料表明，20世紀80年代福建省各主要港灣水質指標基本上都符合二類海水水質標準；進入90年代開始呈逐年上升趨勢，特別是無機氮和活性磷酸鹽出現超標現象。近年來隨著福建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臨海工業的發展，陸域直接或間接入海的生活污水、工業廢水、農業面源污染物不斷增加，海洋傾廢、船舶排污和事故泄漏以及高密度水產養殖和過度投放餌料等都對海域生態環境增加壓力，導致局部海域污染加重，近岸海域污染面積呈擴大趨勢，福建沿海氮、磷和石油類超標嚴重，有的海域甚至出現溶解氧偏低、化學需氧量超標；局部水域底質硫化物、銅、鉛含量超標；貝類體內糞大腸菌群超標比較普遍。
1.2局部海域生態系統遭到一定程度破壞河流上游水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干旱年份河流入海徑流量的減少，對河口地區的生態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局部圍填海等海岸工程開發建設，使海洋生態環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紅樹林生態系統、灘涂和河口濕地生態系統等重要生態功能區水域面積逐漸減小，一些關鍵的生態通道受到破壞，局部海域生態功能明顯下降。
1.3海洋災害頻繁發生由于海域污染和富營養化等原因，福建沿海是我國赤潮的多發海區之一，赤潮發生頻率高、持續時間長，有毒赤潮生物發生的比例高，對漁業和養殖業生產的破壞性大，嚴重影響福建省海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安定。福建閩東沿岸、閩江口近岸和廈門近岸海域3個海域赤潮的發生次數占福建省赤潮的77．8％。閩東沿岸、閩江口、平潭沿岸和廈門近岸海域4個赤潮監控區成為福建省赤潮多發區。當前福建沿海赤潮災害歷年不斷，發生面積逐年擴大。福建省淺海灘涂廣闊，海洋生物多樣性豐富，研究發現互花米草和沙篩貝等外來物種已經成功入侵福建省海域，其中互花米草遍布福建省大多數海灣灘涂，沙篩貝在許多封閉型圍墾區均有發現，部分海域仍有人為種植互花米草和養殖沙篩貝的現象。福建省對外貿易發達，大型港口遍布沿海各地，海上航運繁忙，船舶壓艙水攜帶的浮游動植物及海洋生物幼體進入福建省海域；海水養殖歷史長、面積大、品種多，部分引進品種可能具有入侵性，省內養殖苗種交流頻繁，外來養殖品種及可能攜帶的病原體擴散到全省大多數海水養殖區。
1.4溢油、危險品泄漏污染事故嚴峻近年來，福建省臨港工業特別是石化工業快速發展，海上物流規模日益加大，各類海洋經濟活動顯著增加，海上溢油、危險化學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多發，對海洋生態環境、海洋資源和海上活動等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隱患，溢油、危險化學品泄漏等突發事件應急響應能力建設亟待加強。
1.5人口增長和城鎮化建設對環境壓力加重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福建省沿海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福建海岸帶涉海市、縣、區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增長速度高于全省人口增長速度。隨著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發展，勞動力需求以及城鎮人口的快速增長，沿海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將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隨著海峽西岸城市群的建設和發展，沿海人口將繼續集聚，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而人口增長和城市規模的擴大，環境污染負荷總量將呈增大趨勢，沿海地區海洋環境保護壓力也將明顯加重。
1.6臨港工業發展對環境壓力加大福建省著力培育發展三都澳、羅源灣、興化灣、湄洲灣、廈門灣和東山灣六大臨港工業基地，形成以湄洲灣、東山灣為重點的石化產業基地，依托大型深水港口的沿海能源產業基地，以三沙灣為重點的冶金產業基地，以湄洲灣為核心區域的大型林漿紙一體化產業基地。港口及臨港工業項目建設將刺激新一輪的圍填海造地，占用濕地資源，進一步威脅紅樹林生態系統、灘涂和河口濕地生態系統，影響海域生態功能。產業發展及城市建設導致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處置不當必將加重近岸海域水污染態勢，加大海洋生態環境壓力［10］。
2近岸海域環境質量演變趨勢
2007年福建省近海海域環境狀況良好，水質總體符合一類海水水質標準。其中，二類水質標準、三類水質標準、四類水質標準和劣四類水質標準海域面積分別為2850km2、1640km2、240km2和550km2。嚴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羅源灣、泉州灣和廈門近岸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為無機氮、活性磷酸鹽和石油類；無機氮和活性磷酸鹽污染主要分布于沙埕港、三沙灣、羅源灣、閩江口、興化灣和泉州灣以及廈門近岸海域；石油類則分布于沙埕港、興化灣和泉州灣。2007年福建省海域沉積物質量總體良好，主要海灣部分站點沉積物存在重金屬、石油類和多氯聯苯超標的現象，其中三沙灣部分海域鉛和多氯聯苯超標，泉州灣部分海域石油類超標。本文選取3個代表性的時間段，即1983—1986年開展的“福建省海岸帶與海涂資源綜合調查”、1998年的“福建省海洋污染基線調查（第二次）”，以及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環境質量報告各時間跨度均為10年；通過搜集3次調查中福建省近岸海域所有站位各評價指標的測值范圍和算術平均值，對比分析福建近岸海域水質、沉積物質量的變化趨勢。3次調查各主要水質要素測值比較結果見表1和圖1。與1983－1986年的水質監測結果對比可知，1998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質惡化趨勢較為嚴重，主要表現在營養鹽含量大幅度上升。1998年海域的活性磷酸鹽和無機氮平均含量為1983－1986年的2．4倍，已成為福建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此外，石油類、重金屬含量與1983－1986年相比也有不同幅度的上升，油類、汞、鉛和鎘的平均含量為1983－1986年的1．5倍、6．6倍、1．9倍和2．5倍。化學需氧量有所降低，減少了約21％。
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體中的主要超標指標依然是無機氮和活性磷酸鹽，與1998年相比濃度有所下降，但超標率在增加。化學需氧量濃度有所升高，溶解氧有所下降；石油類、鉛和鎘的平均含量均持續上升，其平均含量分別增長了42％、90％和130％；汞的含量有所降低，減少了約43％。3次調查各主要沉積物要素測值比較結果見圖2和表2。對比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沉積物質量變化趨勢如下：①硫化物、鎘的含量呈現先上升后降低的趨勢。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幾年間，硫化物和鎘含量增加了90％、70％，最近10年硫化物和鎘含量分別降低24．18％、5．26％。②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趨勢，平均含量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0．14mg／kg下降至0．056mg／kg，降低60％，而近10年來降幅變化，僅降低了10．71％。③鉛、石油類、滴滴涕呈現先降低后上升的趨勢。從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幾年間，鉛、石油類、滴滴涕的含量分別降低39．63％、21．76％、81．82％；最近10年，滴滴涕和鉛的含量分別增長了13％和102％，石油類的增長速度更快，增加了約3．5倍。綜上所述，3個調查時期，沉積物中硫化物、鎘的含量呈現先上升后降低的趨勢；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趨勢；鉛、石油類、滴滴涕呈現先降低后上升的趨勢，其中石油類的劇增可能與臨海工業、港口、船舶排污有關。
3結論
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縱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眼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眼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以海洋漁業資源為例，隨著水產品價格不斷升高，以及資源保護、維持水產品資源再生能力的意識極為淡薄，缺乏資源持續利用的觀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漁業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海捕撈過度，水產資源嚴重衰退，傳統的底層魚類資源衰退最嚴重，形成了“見有就補，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惡性循環[33]。又如農村資源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這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斷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者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缺乏資金吸引力。同時由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利用率較低，有限的農村環保資金沒有產生出最大的生態環境效益。目前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現象，資金分散到多個部門，難以達到協調統一效果[34]。綜上所述，市場機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市場體制也有不能企及之處，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市場建設方面的作用。
優化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規模結構外資進入國際市場的方式之一就是采用兼并收購的方式。大量外資進入吉林省市場促使市場集中度低，中小企業多的行業出現行業整合，通過規模整合提升了整體實力。中大型企業采取了一體化發展策略，通過橫向一體化再造了企業組織形式，將分散的中小企業整合起來，實現規模經營，提高了組織化程度；通過縱向一體化，使部分有能力和資源的大中型企業形成了產銷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實現了集團化、規模化的經營業態。
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國際競爭力外資進入吉林市場后，必然會帶動吉林省優質品牌產品進入全球分銷體系。吉林省部分品牌產品在國際市場獲得了一定的市場知名度，被國際市場認可，使吉林省品牌產品出口量連年增加。這無形中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國際競爭力，為以后拓展國際市場奠定了一定的市場基礎。
影響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穩定性外資多數選擇與吉林省內的大中型企業建立合作關系，確定投資項目。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高、技術先進、優秀的管理理念，與中小企業相比具有先天優勢。外資的進入加速了市場競爭力度，部分中小企業自由資金不足、經營成本過高、經營規模過小使其處于市場劣勢，受到了市場競爭的嚴重壓力。伴隨著外資所占市場份額的進一步擴大，勢必導致中小企業生存環境的惡化，中小企業虧損甚至倒閉數量增加，嚴重影響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穩定性。
導致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結構部分失衡外資進入吉林省市場多數選擇優勢產業進入，且多進入經濟發達區域，這必然會導致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結構出現一定程度的失衡，使行業間的差距和區域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生態環境的結構調整變得尤為困難，這不利于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綜合平衡和協調發展。
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實體承載。為了迎合未來發展的需要，應富有前瞻性的角度建立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發展的基礎設施，為吉林省各個產業的發展和知名品牌體系的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充分發揮外資的溢出效應外資對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整個產業發展的縱向拉動作用和企業間的橫向借鑒學習，充分發揮外資的溢出效應能夠有效地實現整個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促進吉林省品牌種群的進化和發展。
1.1水源地保護區生態補償的主體與客體按照“誰受益、誰補償”原則，水源地保護區的補償主體有兩類：當地政府。由于水源地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性和環境保護的公益性，政府有義務調整保護區生態建設者的生產發展權和受益者的自由權；水源地生態環境的受益者。包括水源地資源的開發利用者、水資源消費者及其它生態效益的享用者。水源地保護生態補償的客體應包括為環境保護、涵養水源、水質保證而付出代價的區內全部相關者。具體包括失去發展機會的相關企業和各城鎮居民，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的保護區相關政府，保護區內水源涵養林的種植者，各項保護、恢復工程的建設者和相應管理者，及生態保護宣傳者。
1.2水源地保護區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
1.2.1面向上游的水源地保護區生態建設補償將水庫上游水源涵養區各項生態建設的投入作為水源地生態補償，上游水源地地區既是生態貢獻區又是生態受益區，下游地區是單純生態受益區，應共同分擔上游地區的生態建設成本。
1.2.2面向下游的基于上游發展權限損失的補償水源地保護區為了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建設而放棄一部分產業的發展，從而失去了獲得相應效益的機會，下游受益地區必須對上游水源地保護區人民的發展權損失予以一定補償，可選擇不同補償方式進行補償。生態補償核定方法采用機會成本法，
2汾河水庫生態補償實例分析
2.1汾河水庫概況汾河水庫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婁煩縣境內，距省城太原市83km。壩址以上控制流域范圍包括山西省忻州市寧武縣、靜樂縣，呂梁市嵐縣和太原市婁煩縣四縣，流域面積為5268km2，占四縣總面積92.5%。汾河水庫庫區水域面積32km2，總庫容7.2×108m3。此外，自2003年山西省引黃工程南干線開通以來，平均每年引黃河水約9000×104m3，并向省城太原市供水，汾河水庫作為引黃入并工程的調蓄水庫，已成為山西省最大的飲用水水源地。
2.2汾河水庫生態補償的主體和對象汾河水庫生態補償的主體應當是太原市主城區的300×104多個市民、企業事業單位等用水主體及市政府。而補償對象包括因保護水質、涵養水源付出成本及影響經濟發展的水源地農民、水源管理部門和當地政府。
2.3汾河水庫生態補償額度和核定方式生態補償核定方法確立可從兩方面衡量。水源地相應主體為保護生態環境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投入成本（即環境整治、生態建設、污染治理等工程項目所需資金）和機會成本（即由于保護生態而導致的發展機會喪失）兩部分。投入成本可準確測算，而且機會成本可用水源地居民收入與全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測定；通過保護水源所產生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兩部分。其中，經濟效益可根據輸送水資源量按不同價格（包括政府補貼部分）扣除輸水成本及加工成本而帶來的效益；生態效益一般依據水資源的娛樂、旅游、休憩和調節水量、水土保持、水源涵養、廢物凈化等生態服務功能等方面測定其生態效益。確定補償核定方法要綜合考慮水資源保護成本和效益兩方面因素，實現補償效果與補償意愿相協調。
2.4汾河水庫生態補償計算方法
2.4.1汾河水庫水源地保護的直接成本核算按照婁煩縣“十二五”期間省城水源地汾河水庫環境治理保護規劃，“十二五”期間全縣規劃實施水保造林、污染治理、基礎設施改善、發展及民生保障、循環經濟五大工程。水保造林工程。新增林地200km2；配套建設林地節水灌溉工程31處；占地補償15.3km2；汾河水庫庫周塌岸治理21.4km；汾河濕地公園建設32×104m2；污染治理工程。建設生活垃圾處理廠1座，實行村收集、鄉轉運、縣處理；建設小型生活污水處理站22座；河道治理新筑堤壩122.6km，清淤疏浚98km；澗河源頭治理4km；基礎設施改善工程。縣城舊城改造安置4033戶17844人，庫周小城鎮建設安置4992戶19444人；建設公路58km；產業發展及民生保障工程。興建養殖小區100個；發展日光節能溫室3000棟、溫室大棚6000棟；開發生態公益性就業10116人。以上項目每年需生態保護資金10.84×108元。
2.4.2汾河水庫周邊地區保護水源經濟發展損失補償根據太原市、婁煩縣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測算。機會成本=（參照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鎮居民人口+（參照地農民人均純收入-水源地農民人均純收入）×水源地農業人口＝（17258-10667）×27589＋（7611-3109）×97538＝620955175≈6.21×108元。綜上所述，依據水源地生態涵養成本－效益測算生態補償核定方法模式，對汾河水庫生態保護區總體補償額應確定為每年17.05×108元。
3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