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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特倫頓陶業案開始,美國法院在反壟斷法案件中區分了本身違法與合理原則兩種分析模式。其選擇是個法律問題,通常在審理前確定。托姆布雷案和松下電器案提高了訴答審查和簡易判決的篩選功能,有助于訴訟程序的聚焦化。原告正當誤選本身違法原則時,法院應允許修改起訴狀,如此方能保留本身違法原則的成本節約功能。本身違法原則的適用范圍不斷縮小。該原則僅應適用于某種行為作為一“類”整體不合理之情形,但針對一些行為的本身違法規則并非如此。先例拘束原則的不平衡適用阻礙了法院糾正該等錯誤的步伐,有時導致本身違法原則的適用成本畸高。本身違法原則應該是一種分析模式,而非一種劃分行為類型的方式。貌似“本身違法”類型的限制不一定適用本身違法原則。根據“附帶限制”法則,只有赤裸裸的限制才本身違法,附帶于某個正當理由的此類限制適用合理原則。對嵌在合營中的限制應量身定制救濟措施,在限制或消除有害活動的同時,保留合營企業的運作及其社會價值。消費者福利測試是符合合理原則框架的唯一可操作標準。合理原則的適用成本高昂、結果不確定,促使人們不斷尋找捷徑,如“快速檢視”法。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和執法機構的做法更接近于“滑尺”法,即不同情形采用不同的分析繁簡程度。合理原則分析采用分步式舉證負擔轉移框架,以盡可能做到無需平衡的判斷。合理原則分析中,原告必須證明被告擁有市場勢力,但不同行為類型需滿足不同程度的市場勢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