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志的閱讀人群面多而廣，鮮明的辦刊宗旨和長期穩定的高質量文章，具有深度影響力的文學文摘雜志，雜志的獨特風格贏得了廣大讀者喜愛，觀念前衛脫俗，文風生動洗煉。獨特的敘述風格，文字力求生動簡潔而饒有興趣，強調與讀者的交流，具有濃厚的文人氣息和知識分子情調。

初識《當代》,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事情。在此之前,我是部隊的一名基層干部,并且參加過兩次邊境戰爭。特別是第二次，在云南老山地區,我作為偵察大隊的一名排長,在麻栗坡縣下金廠地區執行輪戰任務,歷時一年多。一年多的時間說長不長,但是因為經歷特殊,給人帶來的變化還是很大的。每一次執行任務,我們都做好了“光榮”的準備,出征之前要寫遺囑。

弗蘭茨卡夫卡生前默默無名,不是因為他死得早,而是讀者覺醒得遲:現代社會對人的異化。阿爾蒂爾蘭波,十四歲寫詩，十六歲寫出《奧菲莉亞》,名揚天下,因為他"死上帝”的號角吹得恰逢其時,發令槍一樣的,一呼百應。艾略特說,經典作品只可能出現在文明成熟的時代(文明成熟的讀者)。博爾赫斯說,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讀者的某種合作乃至于合謀。

近十幾年來,我陸續寫作出版了“王樹增非虛構戰爭系列”之《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其中前三部著作,正式出版之前,均由《當代》雜志選摘首發,第一時間與讀者見面,這是我和《當代》同仁相識的緣起。在中國當代文學界，《當代》雜志地位至尊,聲銘顯赫,能夠在那上面發表作品,每一位文學人的榮光，而對于我,這一直是一個夢想。

前陣子讀到李國文的《作者與編輯的緣分》一文,回憶他與崔道怡的一段往事時說:第一次投稿,碰上了他,是緣分;像他那樣一位文學擺渡人,不知把多少初學寫作者送到文學的彼岸,我湊巧就是其中之一。我碰了朱盛昌,也就是這樣一種緣分。無論從哪方面看,也都是湊巧的。整個1995年,我就做了一件事:對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進行調查,完成8萬字的報告文學《淮河的警告》。

《當代》，創刊于1979年，期望通過自身在傳播領域的資源優勢，給我們帶來高品質生活，紙張開本：16開，國內刊號：CN:11-1282/1。以作品說話，切身感受中國的迷惘和疼痛，能夠親身見證中國的努力和堅持，能夠忠實記錄中國的挫折和進步。